耒阳自秦始皇二十六年（公元前221年）始置耒县，邑名沿用至今，素有“荆楚名区”、“三湘古邑”的美誉，二千多年的悠久历史，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杰出的人才。汉代有尚书胡腾，龙亭候、造纸术发明家蔡伦，汉成帝大司农谷永，三国时期九贞太守谷朗，晋代尚书、哲学家、地理学家罗含等等，由于这些名人效应，促进了耒阳文化事业的发展，其中耒阳书院的兴起，就是最好的佐证。

书院是中国古代的教育机构，是私人或者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，研究学问的场所。袁枚《随园随笔》云：书院之名，起于唐玄宗之时。唐玄宗开元五年（717年）在长安设立了丽正书院，主要用于收藏、校勘和整理图书。从宋朝开始，书院作为一种教育制度正式形成。宋代最有名的书院有白鹿、石鼓、应天、岳麓四大书院。元明时期书院更为兴盛，专讲程朱之学，并供祀北宋和南宋的理学家。明代无锡有“东林书院”，曾培养了杨涟、左光斗等一批不畏阉党权势，正直刚硬的文人士大夫，他们被称为“东林党”。东林书院留传下来一副有名的对联：“风声雨声读书声，声声入耳；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。”

清代时全国大小书院达2000余所，大部分书院与官学无异。如张之洞在武昌建立的两湖书院、广州越秀书院等。到了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年）诏令全国各省的书院改为大学堂，各府厅、直隶州的书院改为中学堂；各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。至此，书院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耒阳书院历史，追溯岁月而上，无论是创立时间，还是教学质量；无论是文化传播，还是思想交流；无论是学术成就，还是人才培养，都是中国书院文化中引人瞩目的地方之一。耒阳最早的书院是杜陵书院，唐天佑四年（907年）耒阳知县朱昂在县城北杜陵处建杜陵祠，创办杜陵书院。据历史记载，书院为四合院封山式。书院正面是藏书楼，一层为砖劵窑洞三孔，中辟小板，其顶部为二层孔圣堂的月台。孔圣堂面宽五间，进深三椽，有大小房子十数间。耒阳建杜陵祠及杜陵书院，是为了纪念唐代大诗人杜甫死于耒阳葬于耒阳。《旧唐书·杜甫传》和《新唐书·杜甫传》均记载：“甫客耒阳，游岳庙，大水遽至，涉旬不得食。县令具舟迎归，令尝牛肉白酒。甫饮过多，一夕卒，遂葬于耒阳。”杜甫死后37年，韩愈迁谪经过耒阳，吊杜甫，写下了“今春偶客耒阳路，凄惨去寻江上墓”的诗句。杜陵书院自唐以来培养了不少科举人才。宋仁宗时期耒阳考取的三名进士，南宋宁宗嘉定年间的耒阳九名进士，均出自杜陵书院。南宋时期耒阳县令王禾在杜甫墓前立有碑刻。1940年，当时的湖南省主席薛岳重修杜甫书院并立有大理石碑，这两块石碑作为历史的见证，目前都保存完好。民国以后，杜陵书院改头换面，相继办有“耒阳县官立第一高等小学堂”，“耒阳县立中学”，“耒阳市第一中学”等。

白石书院是明朝嘉靖二十九年（1550年）耒阳知县马宣带头捐俸修扩庞公祠，并改名为白石书院。庞统是耒阳历史上最有名的县令，三国时期和诸葛亮并称为“卧龙”、“凤雏”，具有经天纬地之才。没有耒阳县令这段经历，他也许不可能成为名震天下的名人，从这一点来看，耒阳不愧为风水宝地。耒阳成全了庞统，让他声名鹊起。庞统在耒阳虽然只当了三个月县令，但他只用一天时间将一百天落下的大小案子审理干净，没有一桩冤假错案，让人叹为观止。后人为了纪念他就修了庞公祠。1554年马宣知县改庞公祠为学宫，衡州郡守蔡汝楠（号白石）、工部侍郎翁世资、大仆寺少卿李尚义都支持这件事，三人都写了《重修儒学记》。李尚义赞曰：“吾见耒之人物，与兹学俱新，粹然必协于道，可以为孔孟、为伊周，必自今日始。”后人遂以郡守蔡汝楠的名号改为白石书院。

青麓书院是雍正二年（1724年）知县徐德泰在县城北青龙塔侧创建的。当时的富绅黄定周、李三候、谢彝重、梁子凤等人出资，于当年冬天就建成开学。徐德泰专门写了《青麓书院记》称，且湖以南书院不一，而长则称岳麓，衡则称石鼓，盖以为其为前贤讲学之所在也。吾耒果有奇杰之儒，俊伟之彦，殆将与岳麓、石鼓而并传矣。青麓书院规模较大，可容纳二百生员。书院向全县乡绅募捐学租田，至光绪十一年（1885年）共有田禾2243担，有田租669石。青麓书院自创立至光绪二十九年废止改为学堂，先后培养出二十多名进士和举人，可谓风光一时。清光绪廿九年（1903年）青麓书院改为耒阳官立第二高等小学堂。民国十五年（1926）年又设立乙种师范传习所，后来改为耒阳县立初级中学。1928年，耒阳城发生战乱，烧毁了青麓书院。1939年，因侵华日军逼近长沙，湖南省政府迁到耒阳，在青麓书院、文昌阁两处旧址上创办了精忠学校，分设小学部和初中部，以教育随迁的省府官员子弟。直到1944年日军侵入到耒阳才停止办学。2004年，耒阳人梁晓斌、罗湘云等为了弘扬青麓书院的传统精神，筹集资金在其遗址上建设了正源学校，经过近二十年的壮大发展，目前正源学校拥有师生一万多人，成为耒阳市规模最大的私立学校。

紫云书院，嘉庆二十年（1815年）由小水铺士绅曾宏中、曾玉川、谭宪榜、萧文发等发起，在县南黄岗铺创立。

义兴书院，嘉庆二十年（1815年）由仁义十里洞士绅蒋占魁、谢龙章、郭翼之、龙光等人在西乡诗礼洞创建。

仰高书院，同治五年（1866年）由士绅陈耀芳独资在上架桥建立。

淝江书院，光绪初年由当地人资柏丞所建。资柏丞曾经在岳麓书院读过书，与左宗棠、王闿运是挚友，中年后他回到家乡淝江口，在耒河中央一个小岛上筹资建设了淝江书院。清末耒阳才子陈简青年轻时就在淝江书院师从资笃生先生。王闿运曾赞誉陈简青的文章为“美女绣花”。陈简青学有所成，一生致力于办学兴教，曾在耒阳城南创办了广湘中学，成为与蒋啸青齐名的教育家。著名银行家、金融学家资耀华就在淝江书院启蒙。17岁时留学日本，后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工商管理学院进修，回国任北平法学院、中国大学、民国大学教授，为新中国金融学会创始人之一。最为有趣的是，他曾经被两个大人物接见并表扬过。民国时期蒋介石夸他“抗战有功，很好，很好”。解放后毛主席亲自接见了他并夸他“做了有效的工作，很好，很好”。资耀华的三个女儿资中筠、资华筠、资民筠，均在各自领域卓有建树，成名成家。资中筠是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、翻译家，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；资华筠是著名舞蹈家、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；资民筠是北大物理学教授、科幻小说家。

1944年7月，日军从衡阳进入耒阳，烧杀掳抢，无恶不作。后窜入到淝江渡口，掠夺民船、架设浮桥，想横渡耒水，国民党军队第26军44师和暂编第二军第八师奉命抗击日寇，在淝江渡口反复争夺，战争极其惨烈，淝江书院也严重受损，大门都被日军飞机炸毁。淝江书院辗转至南阳圩、大水田、文武庙等处办学。抗战胜利后，书院迁回淝江口，在梁家瓦屋祠堂继续办学。解放后，为了支援耒阳剧院建设，书院主建筑中的大量条石、木料被拆除，用船运到耒阳城，只留下遍地瓦砾让后人凭吊。

探寻耒阳书院发展历史，可以发现其有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，各个时期的书院都制定了一系列独有的颇具特色的教条、学规、学训等，书院的教师则由地方聘请推荐，多为德才兼备的学者、士大夫，书院的负责人叫山长、堂长、院长。书院里的生徒由两部分组成，一部分是儒童，准应试生员的学童，紫云、义兴、仰高、淝江书院较多，通过学习，准备考取秀才。一部分是已考中秀才的生员，他们是通过深造准备参加乡试，考取举人，这部分人多集中在杜陵、白石、靑麓书院。书院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培养文行兼优的人才，培养官吏的地方，教学内容以经史为主，培养生徒尊孔，忠君。教学方法以生徒自学，自练八股文为主，经师再择要传授精义，修业没有年限规定，直到考中秀才、举人为止。故生徒中，年长者有30多岁，年少者只有十几岁。民族英雄文天祥，1273年任湖南提刑，曾巡视耒阳，作《衡州进士题名记》：按衡进士姓名可考者自祥符省元郑向始，景右八人皆擢第……耒阳居其三，嘉定郡十八人，耒阳又半之。间岁往往多得士。文天祥夸赞耒阳出了很多进士。进士代表了一个时代，一个地方的最高文化教育水准。那么耒阳到底出了多少进士呢？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，耒阳共出了进士47人，其中仅1724年至1901年的177年中，耒阳就考取进士18人，举人42人。这是因为明清时期，湖南文风鼎盛，加之湘军崛起及其对湖湘学子的大力提携，形成湖湘子弟科举考试人才录取的高峰。湖湘学派的形式与发展，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深厚的文化内涵，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，敢为天下先的湖湘学子热血澎湃，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。1924年创立的黄埔军校前几期中，有耒阳籍学员高达199人，其中有伍中豪、刘铁超、李天柱等红军军长，著名革命先烈，这在近现代耒阳历史上，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，也确实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“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”。耒阳书院的演进与兴衰，从唐代一直延续到清末。它反映出我国古代文化教育的变迁与发展，其作用与意义不言而喻，不但推进了耒阳乃至湘南地区教育文化的发展，还培养了不少人才。其丰富的教育经验和灵活多变的办学形式，至今仍有借鉴意义，成为当下文化活动的重要实践空间，成为对民族精神的一种守护与创新载体，继续传承中华民族文化与精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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